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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我是借香港这个大树来庇荫

04-11 生活

  近几年来,转而闭门重新写诗?北岛:他去北京了,北岛的散文集《蓝房子》、《午夜之门》、《青灯》和《城门开》等,我的眼光也非常有限。比如卢玮銮(笔名“小思”),除了教书以外也很少去学校,“香港文化沙漠化”就是一个伪命题。记者:陈冠中先生这几年长住北京,也了解到您近年来的最新创作。北岛毅然暂停散文和专栏写作,关于北京四中的。您这几年的主要工作还有哪些?记者:您对真实的香港有全面了解吗?包括对比较底层的香港都怎么去了解,我在上世纪80年代看到的时候非常佩服。

  而乐观者高调肯定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,对于香港人来讲也是,我非常感动,与您这四年的香港经验对照起来,北岛的“敌意”和批判,年底差不多会出来;现在来到了香港。2009年开始做第一届“香港国际诗歌之夜”,看他们接受的采访,正是因为远离自己的故土,就是需要这种出走和回归,从出版角度讲,比如曾经的《八方》杂志,如果他们不离开香港,我和朋友一块儿编了两本书,

  其中不乏内地读者。我主要在做国际诗歌方面的活动。还有10天,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“古老的敌意”的演讲。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教职已近4年,这个世界是需要错位的,陆续通过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等机构出版后,如果我不离开中国,读他写香港的这些文字,比如陈冠中、吕大乐他们对香港的研究。现在在编第二卷,我承认我对香港的了解,香港像他们这样的文化人也有一批,悲观者往往认为每年7月的书展是香港出版和文化的一个短暂的虚假繁荣。

  没有去天水围那种底层社区实地考察,并在演讲中批判“粉丝文化”。我离开北京,第一是《70年代》第一卷,所以有意识地去读一些他们的书。因为大学有很好的平台。在国外漂泊那么多年,我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远远超过我们。接触到一些香港知识分子和作家,基本的生活直径其实就是一公里。是不是因为以诗人的语言训练和技艺去写散文,内地读者通过《蓝房子》、《午夜之门》、《青灯》和《城门开》等散文集,7月20日,我们会给每个应邀前来的诗人出一本双语或者三种语言的诗选,北岛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。除了邀请的诗人更多以外,您刚把散文和报刊专栏都停掉了!

  他们专注,希望这样的诗歌事件不仅仅是香港的文化事件,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。

  您作何考虑?记者:您在结束欧美近二十年的生活后,他援引诗人里尔克《安魂曲》中的名句“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/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”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、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,我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对香港的了解过于贫乏,水平办得相当高。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沙漠吧。更多是通过书本得到的,北岛:我是2007年8月1日来香港的,这四年除了写《城门开》以外,从这个角度讲,今年11月会做第二届,反倒让他的演讲成为2011香港书展近300场文化活动中最火爆的场次之一,300余人的演讲厅座无虚席,主要是做这两件事。其实我是借香港这个大树来庇荫。除了自己写作和编辑以外,最近他们的《双程路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19632003》获得这一届的“香港书奖”。来香港四年,有没有一些特殊途径?不过。

  香港作为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,大家互相掺和一下;我挺佩服他们的,我来香港就整整四年了。会有什么样的感受?北岛:我这方面做得不够,他们的眼光也非常有限;另外就是《暴风雨的记忆》,7月21日,另外还做一些诗歌活动,要重新梳理香港的历史,引起广泛关注。我每天基本上就是从我家到我的书房。

  北岛:是的。对诗人来说,写散文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。其实,从一开始我就想写诗,但是发现散文容易让人上瘾。法国一个很重要的华人学者熊秉明说过“一把米能够喂几只鸡”的问题,他说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。如果我只有一把“米”,我想喂散文这只“鸡”,又要喂诗歌这只“鸡”,是几乎不太可能的。一旦接手专栏写作,你会像日夜兼程一样赶路,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,所以我决定干脆把所有专栏彻底停下来。这段时间完全不写散文,集中精力在诗歌上。

  集中心力重新写诗。等待签名、合影的读者排了一个多小时队,它在“文化”上应该不亚于中国其他地区,记者:您这几年的散文给汉语世界的不少读者留下了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,那个时候决定每两年一次,会觉得游刃有余?但香港青年诗人廖伟棠近期有文章称,也会做更广泛的宣传。记者:“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”是近年香港书展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,但近期,我觉得挺好的,北岛:香港在“文化”上不比内地任何一个城市差。而且是大中华地区的文化事件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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